仅一周时间，Uber(优步)广州公司与成都公司先后被查，不过这对在全球市场上接连碰壁、但屡挫屡战的Uber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因此，面对多部门的联合执法，Uber显得很“淡定”，仅表示公司运营并未受影响，而其模式的复制者，比如滴滴专车、快的“一号专车”等则对牌照问题“讳莫如深”，接连遭遇查处是否意味着Uber模式在中国陷入僵局？市场博弈又能否改变固有的垄断格局？
业内从业人员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专车的平台上接入私家车是规模化发展的不二手段，如此才能降低运营成本，解决供需双方长期的不平衡，但是这对固有的行业格局也将带来颠覆性的改变。
遭遇检查 改弦易辙
5月6日下午，有消息称，Uber成都公司被成都交委和工商执法人员联合调查。记者联系Uber公司及政府相关部门，均未获得正面回应。
从成都Uber司机反馈的情况来看，他们已于当日晚些时候收到了Uber平台发送的信息：“【优步拼车】亲爱的合作车主，我们会继续积极地跟政府相关部门沟通，优步成都现在运营一切正常。您对优步成都最好的支持方式就是继续上线为方便成都人民的出行贡献我们的力量，保持冷静，友好沟通，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看起来，Uber成都公司的运营似乎并没有受到联合调查事件的影响。不过，这已经是Uber一周内第二次遭遇执法检查。
4月30日晚，广州市工商、交通、公安部门联合行动，对Uber广州分公司进行检查，并对部分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第二天，Uber广州团队即在其广州车主官网“司机之家”发布《致广大司机与合作伙伴的一封信》。
信中提到，该公司把人民优步作为“公益事业运作，没有收取平台费”，并出资奖励司机与乘客拼车的行为。Uber自进入广州，就与广州有关部门保持良好沟通，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创新业务的开展，并且会在未来继续积极配合，共同致力于改善广州交通，解决市民出行问题，“我们一直与监管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并且维持常规运转。”
据广州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透露，通过当天执法情况来看，Uber广州公司现场没有提供营业执照，涉嫌无照经营，所以，工商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其改正无照经营行为。
根据相关规定，外资企业办理营业执照需要先通过商务委员会审批，再到市工商局办理营业执照。但是，工商部门没有掌握对方是否办理营业执照，也无法认定对方是内资还是外资企业，而具体调查情况则“不方便透露”。
作为联合行动的另一方，广州市交委则对外表示，国家交通运输部已多次明确，各类“专车”软件公司应当遵循运输市场规则，禁止私家车接入平台参与经营，凡利用私家车等社会车辆从事“私租车”服务的，均涉嫌非法营运，市交通部门都会依法处罚。
为了说明此举是“有据可依”，广州市交委还透露，广州市区两级交通执法部门在近期的日常执法中已查获多起利用手机软件揽客的非法经营个案，均被交通执法部门依法处以3万元的罚款。
各部门雷霆之势的调查，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引爆了舆论攻击，指责政府“倒行逆施”“不让广州人坐专车”的质疑声不断，不过，Uber公司对此却轻描淡写，相关人士仅对外表示，工商部门到访纯属例行检查，平台服务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却有Uber广州司机向媒体报料称，被相关部门查处后，在登入Uber营运平台时，他们必须先签署一份《拼车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在不违反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条件下，您或您所在单位已合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或者拥有从事营运活动的相关资格”“消费者通过应用程序或服务请求的汽车服务的质量，完全是最终向其提供此类汽车服务的汽车服务提供商的责任。Uber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承担责任，任何跟汽车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汽车服务相关投诉，应提交给汽车服务提供商”。
记者联系到该公司市场部经理，但是截至发稿前，其并未对记者的问题给予回复。不过，一位租车行业从业人士告诉记者，这是该公司的自保手段，此协议正是将其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转嫁出去。
Uber的困局：商业模式的先天缺陷
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Uber遭遇调查，突然但不意外。
一位租车行业从业人士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Uber的商业模式就是充分利用社会闲置的私家车资源，来实现车辆共享，国内的滴滴、快的等专车服务企业均师从于此。“Uber做的是资源整合，商业模式有很好的市场前景，但是也存在着先天的缺陷：私家车没有营运资质。”
中国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曾明确表示，市民拼车出行应该鼓励，但是私家车永远不允许充当专车使用。
不过，监管层对此也并非“一刀切”，此前，交通运输部还曾官方表态称：“当前各类专车软件将租赁汽车通过网络平台整合起来，并根据乘客意愿通过第三方劳务公司提供驾驶员服务，是新时期跨越出租汽车与汽车租赁传统界限的创新服务模式，对满足运输市场高品质、多样化、差异性需求具有积极作用”。也就是说，通过三方模式搭建的专车业务似乎是相关部门鼓励的范畴。
所以，中国版Uber的“滴滴专车”和快的“一号专车”都声称自己是“三方合作”，其提供的“专车”来自于正规汽车租赁公司，具备营运资质，而司机都会和第三方劳务公司签署协议采取劳务派遣的模式，打车平台则负责司机的专业培训上岗和管理。
神州租车内部人士也向记者介绍称，为了避免法律纠纷，神州专车旗下的运行车辆使用的都是神州租车租赁公司的车辆，司机则通过第三方劳务机构聘用，在入职前还需要进行各种考核和培训。
不过话虽如此，但是这样的“模式改良”却造成了规模限制，一位接近Uber的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Uber进入中国市场初期也是采取与租赁公司合作的方式，为相对高端的商务人士提供专车服务，但是后来考虑到与租赁公司合作难以获得规模效应，Uber才将目光瞄向了大量的私家车，于2014年8月推出“人民优步”业务。该业务通过直接招揽私家车的方式，以拼车的名义进入专车市场、甚至出租车市场。
以上租车业内人士还告诉记者，Uber的出现以相对合理的价格解决了乘客打不到车或是不好打车的问题，又以一套价格机制吸引越来越多的司机资源聚集，来满足供不应求的打车消费市场需求。所以在短时间内，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攻占全球各大城市。
资料显示，自2010年10月上线以来，Uber累计融资超过40亿美元，估值达400亿美元。最先在美国纽约、洛杉矶、波士顿等大城市提供叫车服务，几年时间里，进入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服务上百个城市。可以说，Uber已经成为美国最值钱的创业公司之一。
但是与之相伴的，也有接连的疑议和阻挠。因为，其合法性频频受到质疑，不断触碰各国的法律红线，并因涉嫌非法营运车辆和不正当竞争等在不少国家吃了官司。Uber所到之处，往往受到乘客的欢迎，同时也会遭到出租车公司、城市管理者的抵制。除在美国本土部分地区遭遇阻力外，Uber还在韩国、印度、法国、西班牙等14个国家面临压力。
据悉，Uber刚刚进驻波士顿时，当地警方宣布Uber司机违规并扣车，原因是Uber使用GPS追踪来计算乘客的费用，即用地图计算距离，而不是依靠里程表。当地官员说，GPS还没有被授予执照作为商业衡量装置，不能被用来决定出租车费用。
2014年2月，Uber登陆欧洲，同样引发了当地出租车司机的不满。出租车司机抱怨Uber这类产品提供与自己类似的服务，却不必支付各类费用。例如，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一张出租车许可证价格高达20万欧元。所以，布鲁塞尔当地法院视Uber服务为非法，在禁令中称若Uber违法运营，每单生意将罚1万欧元。
作为应对，Uber一方面向欧盟发起投诉，一方面选择适应欧洲规则；德国禁令出台后，Uber亦提起上诉；Uber德国主管对外表示，为了保住德国市场，Uber将为每张执照补贴100~200欧元，并会再为司机补贴150~200欧元，协助其获取商会执照。
接连受挫的Uber并没有停下“全球探险”的脚步，2014年2月13日，Uber在短暂试运营后正式登陆上海，2月17日、18日登陆深圳、广州，至今一年多的时间，Uber在中国主要的大城市均有业务布点。
经历了太多的官司纠缠，难怪面对国内的几起检查事件，Uber一副处之泰然的反应。毕竟，仅在亚洲市场，这也不是其碰上的最头疼的难题。该公司在印度因司机强奸案曾被叫停；泰国、越南、新加坡等地政府也正在审核Uber提供的租车预约服务的合法性；2015年3月，日本交通部也认为Uber违反道路运送法，因为其支持无资质车辆提供出租车服务。
国内某汽车租赁公司内部人士向记者指出，Uber就这样奇怪地存活着，一方面处处被打压，一方面却快速地扩张着，“其实，说白了还是市场规律在起作用，专车市场存在巨大的消费空间，职能部门也不敢轻易地叫停此服务，否则会形成庞大的市场空白。”
专车撬动出租车市场改革？
市场的博弈带来了执法部门的两难，也为“Uber们”的未来带来了不确定性。有车主抱怨称，相关部门既然允许平台存在，就不应该抓司机，“要么直接取消平台，要么就加强监管。”
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李宇恒向本报记者指出，私家车主加入专车，可以将闲置车辆盘活利用增加收益，而专车企业当前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动用私家车资源是扩张最迅速和成本最低的途径，所以私家车加入专车屡禁不止；而且专车运营企业明知不能为而为之，也有与政府博弈之意。
“目前第三方租赁汽车资源尚难以满足当前专车消费需求市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放松对专车的管制，不要对私家车进入专车市场一竿子打死。”李宇恒表示，如果法律严厉打击私家车入市，企业在第三方租赁市场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只有依靠自建车队的形式来发展，不过这个模式的可行性并不大，因为自建车队需要投入大量成本，运营费用急剧提高，势必会反映到专车价格上。
此外，某P2P租车企业创始人也曾向记者分析称，企业自建车队寻求发展的重资产模式，对企业的资金链要求较高，大多数企业很难通过自建车队实现规模化发展，同时，如果企业均自建车队，也会造成资源的大量闲置和浪费，所以，盘活数量更为庞大的私家车资源是汽车租赁及出租车市场的最佳模式。
但是该模式当前无法逾越的“鸿沟”却是私家车不具备营运资质，广东三正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杨刚指出，在确认私家车非法运营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当下的规定存在的不合理性。出租车行业牌照垄断管理拖了十多年一直不改，现在伴随互联网技术兴起的Uber等打车软件平台的出现，或许会逼迫整个行业做出改变。
业内人士透露，从根本上讲，交管部门通过向出租车公司发放牌照，形成了不利于市场的利益链条：出租车司机为了满足使用出租公司运营资质每月上交的份子钱，时常出现压榨乘客的现象。而专车的出现，正是颠覆了这个利益链条，所以在权力寻租的阴影下，私家车运营资质或许很难获得。
另外，由于政府对出租车总量进行控制，导致出租车数量不足，市民存在打车难的问题，再加上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之间现有的利益分配不均，出租车司机质量参差不齐，造成司机拒载、挑客现象时有发生，给整个行业带来了负面影响。
所以，一直关注出租车行业改革的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提出，出租车行业长期以来存在着乘客不满意、社会不满意、司机也不满意的奇怪现象，这些问题集中起来就是现行出租车行业管理和服务体制已经不适合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从政府部门配置资源转向由市场配置资源，由政府说了算转向市场说了算，彻底放开政府牌照垄断，向符合条件的个人发放牌照，通过公平竞争提高服务质量，让出租车行业的经营方式，由企业经营单一服务转向多种经营方式，用多样性的服务满足市场需求。
